商朝为何分成「早商」「晚商」？两阶段有何不同？
学科分期法不同而已
中国王朝的分期
史学界是以迁都来划分称谓
因为“早中晚”非常不严谨
最早提出“殷商”称谓的人是周公
他在《周公与成王简书·大明》一封中曰
殷商师旅·列阵如林
牧誓牧野·惟我周兴
上帝监临·万众一心
牧野洋洋·战车煌煌·驷马嘭嘭
太师尚父·时如鹰扬·护卫武王
搏伐大商·一朝清明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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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见·仅供笑阅）42,994
商朝的历史是否是周公篡改了的？
——————20180306——————
此前大神@萧湘曾经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原话应该是这样的：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遂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在此，特将此原始版本列出，以免大家受到误导，也给我自己一个警醒。
但也需要说明的是，我起初所见的版本是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的转述：
再说清史研究与研究清史以前的中国各朝断代史有几点不同：第一，清亡到今只有九十多年的时间，与以前各断代相比时间相距为最近；近则不怕文献不足征而怕文献太多，不好掌握和驾驭。从前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过：研究历史应挑选有史料而史料又不太多的那个朝代去研究，比较容易出成果见功夫，所谓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不容易出成果见功夫。比如先秦史，特别夏商以前的历史，文献只有那么多，写文章好比画鬼，谁见过鬼是什么样的？——王钟翰著，杨海英、邸永君编：《王钟翰说清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奇怪的是，仔细读来，这段话和接下来称陈寅恪研究兴趣距今越来越近（魏晋→隋唐→元→明清）、晚年双目失明仍能口述关于典型的“文献太多”时期——明末清初之巨著《柳如是别传》的情形似乎是冲突的。
个人揣测，不能排除王老记忆出现偏差的可能。特别这部书是王老晚年缠绵病榻时，面对出版社约稿，不得已乃令门生整理旧作仓促而成，也没有来得及深入修订（详见王老为该书所作“自序”），出现舛误的可能性就更不能排除。
——————20170913——————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篇问题多多的历史文学作品，会成为很多人质疑千百年来通说的依据？
直到我今天中午吃饭时又看了一遍这个文章，拖到最后发现：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我们一方面习惯于对专家学者进行质疑，另一方面，面对很多头衔，又自觉不自觉地投以青眼。
值得玩味。
—————20170612增补大礼包——————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一些。
比如：
第一点：史料的采纳与运用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此处出现了一个问题：太公做屠户于朝歌的说法，来自《封神演义》这一神话作品，而且时代距离当时太远，是不宜直接作为史料出现在文章中的。固然这里的行文并没有直接将其引为史料，但不难看出，此“做屠户”一说与下文的“周昌与太公在朝歌相遇”具有一定的引出与被引出关系。下文的“太公带来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直接来自上文太公曾经在朝歌生活的假说。
当然，此处史料的运用只是一个小细节，真正的问题还是和原答案所言类似：过多使用了具有争议性的论据，且推测、设想乃至想象的色彩过浓。这样，这条看似完美惊世的链条，其可信度究竟几何，是值得思考的。
第二点：似不够审慎的观点
李文有云：
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傅说是不是一个例外呢？
说为胥靡（奴隶、刑徒之类——恪注），筑于傅险。——《史记·殷本纪》当然，这种记载也只是具有参考意义，但至少可以给李文的相关观点打上一个问号。
至于所谓“非文明世界出不了这种心机深险的人”，我只能说，这一斩钉截铁的观点判断，我的确不敢苟同。彼时的周、羌是否真的像李硕先生说的那样，如此荒蛮，以至于连一个心机深沉、具有智慧的人都拿不出来，这样的话这些蛮族灭了天国一般的大邑商岂不是太励志了？
请大家记住，在历史学上，下否定判断应比下肯定判断持更为慎重的态度——因为肯定的观点只要有一个相应的证据（哪怕是孤证，也至少能证明曾经有过这种事情）就可以站住脚，但否定的观点则不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肯定的观点可以乱下。比如：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那么，既然孔子是殷商之后，商人的文化水平又远高于周人，即使存在作者所说的刻意文化教育掩饰与部族通婚同化血脉，那殷人关于所谓历史的真相便没有口耳相传或文字记载吗？如果真的有这类事情，孔子真的对它们一无所知吗？
第三点：史料解读全为论证观点服务，有以论带史之嫌
李文在谈及“周昌离开朝歌后的心理折磨”时说：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这种解说固然能够把这篇文章讲成一个完满的故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否合适呢？这篇诗的原文节选如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如果认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老年痴呆症，那么如下的学说似乎是一种佐证：
“不识不知”，笺：“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看起来好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哦（未知作者是不是看及此处便止）。然而，继续往下读：
瑞辰按：吕氏春秋本生篇“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高诱注引诗“不识不知”为证。淮南子原道篇“故圣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又修务篇“性命可悦，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高注并引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知诗言“不识不知”，正谓生而知之，无待于识古知今，故笺又云：“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本段与上一段均出自（清）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八五三页那么，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解释——排除掉对往圣先贤近乎谄媚的美好想象，这句诗反映的可能是周文王的顺应自然与社会规律，不盲目采取背反规律的行动。这种解释与“老年痴呆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这一说法似更为合理，但不及“老年痴呆说”服务于原文——这样，便被弃而不用。
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发生于《尚书·立政》中。
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明明是说文王尊重司法官员的专业活动，不乱加干预，要是按照李文的观点，是不是也要解释成是因为文王老年痴呆、智力有限？此外，俗语也有所谓“不痴不聋，不做家翁”，意为治家的长辈要宽宏大度，不可事事计较。如果也按照原文的观点进行纯粹的文理解释，难道每一家的长辈都必须要有智力或听觉障碍吗？
另外，“不识不知”出自《大雅·皇矣》，不是《文王》。
——————以下是补正——————
仔细琢磨了一下，原答案其实没有很好地对应题主问题描述中的一个点：
商被周推翻后，周公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就把商时期的残暴都推到纣王一个人身上，然后就衍生出了周礼什么的。这个可以分成两点聊聊。
第一点：商纣王是不是背锅侠？
打个比方，这个比方很可能不恰当，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假设某个人在宴席的最后吃了一个包子，然后撑吐了。自然而然，导致“某人吐了”这一事实的元凶首恶，往往会被定义成这个包子。但是，大家往往将所有罪责归于这最后一个包子，而无视了此前吃下的那一堆一堆。尤其当这个包子自个儿变质了的时候，这种指责看起来会更加有力。《周灭商与华夏新生》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说法具有参考意义：
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关于商纣王的残暴程度，古人也多有质疑。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再如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看法：
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某种程度上，商纣王的确是帮祖宗们背了黑锅。当然，背锅≠冤枉，以上所述似乎还不足以作为为纣王翻案的依据。
第二点：周礼是怎样产生的？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表述是这样的：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以上一段，部分语言表述可能存在可商榷之处（“儒家”和所谓“儒家经书”当时是否已经产生？“经书”和作为制度、礼仪或“说教”的“周礼”是否能够划等号？礼节的意义和目的是否仅仅在于控制人欲、规范社会？etc）。
现在学界的通说——也可以叫传统说法，大体认为：
“周礼”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不是周公一人，周公一人恐无此充沛精力、博大智慧与漫长时间）周政治家总结吸收夏、商历史经验教训、批判继承夏、商传统并有所发展而形成的（既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也不仅仅是萧规曹随）、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周礼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是礼节，更不只是道德，某些地方甚至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法）。-2016.11.17-
——————以下是原文——————
先给观点吧。一家之言，我姑妄说之，题主姑妄听之。
就这个问题而言，适当的争议远胜于一个过分确定的答案。
研究古史，以及判断古史是否遭到歪曲或者篡改，需要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有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佐证，比如彼时文字、器物、遗址、人畜残骸等；
2.对原始资料的解读是否妥帖，比如上古文字源流、音义等；
3.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充分利用，比如要研究前三代，《史记》是必读之书。
夏、商、西周离今人太远——甭说离今人，就是离古人——孔圣人够古了吧？也是离得太远。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孔子的时代，夏、商已经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可信的资料已经相当难以寻求。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孔子虽然在时间上更加接近夏、商、西周，但他很难有途径接触到深埋地下的甲骨、鼎彝等原始资料。这一点，今胜于昔。
现在，我们发现的原始资料越来越多，但我们对其所进行的解读是否可靠？而且，我们有没有充分进行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考察？
说到周灭商与所谓周公篡改商史，这个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_评论_腾讯网被很多人引用。那就围绕这篇“最新成果”稍微聊聊吧。
与一般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别，这篇文章并不那么像是论文——汪洋恣肆（请注意，这不是个贬义词），旁征博引，读来颇荡气回肠。这篇文章体现的一些观点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这篇文章所依据的基础，并不是在每一处都那么牢固，也不是每一处都足够令人信服。或者说——
这篇文章试图动摇传统说法的基础，但自己的地基也有一部分打在了沙子上。
举几个例子，不难看出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此处，关于古公亶父和周族后人充当捕捉人牲的代理人，划线处是连接论点和论据的中转站。这一处关于古公亶父充当商代理人的观点建立在对甲骨文“周”字的血腥解读之上。然而，就比如上文所述对“周”字源流的阐述，就有人有大不一样的看法：
……“周”字与姬族的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周”字是弃发明的“甽田法”的象形符号……——于祖培：“‘周’字起源考”，载周强、陈望衡主编：《儒源新探：周先祖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作者使用了一个有争议从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论据。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
再者，该文一方面旁征博引，广泛引用《史记》等传世文献，一方面又在个别地方出于某种考虑把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记载忽略掉——哪怕这些记载应该不存在所谓“篡改”的必要。比如在论及“周昌和他的儿子们在朝歌的经历及其后”时，作者写道：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然后，在论及东方三监之乱的时候，作者又写道：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但是，此处和《史记》出现了严重冲突。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厓季载最少。——《史记·管蔡世家》这样，管叔鲜根本不是作者笔下所谓稚气未脱、不曾吃苦的“一代新人”，而是周公的哥哥。既然文王的儿子们要去朝歌向商王谢罪，那么，为什么单单要长子、次子和四子去，而略过了三子呢？
的确，按作者表述，这篇文章更像一则合情合理、环环相扣的故事，但结合历史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似乎不是一篇好的历史类文章。
此外，文章的某些部分也有为了把这个宏大的故事讲下去而违背情理之嫌。比如：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这样的话周文王你四八四撒？=.=
再有，以另一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旧约》的长子献祭引出伯邑考的牺牲，似乎也显得有些生硬。
总之，这篇文章具有历史学上的启发性意义，但它更像是一篇有史实成分的文学作品，和被指责的古史记载一样，都具有虚幻的色彩。
最后，请题主对上古史的“热”保持一份必要的冷眼旁观。
正如某位史学大家（印象中似乎是陈寅恪？暂未查找到）对历史学术研究曾经发表过的一番独到见解（大意如下）一样：
做历史研究，时代离你越远，就越容易出成果。明清这种，距今太近，存世资料太多，研究就要畏首畏尾。古史就好办，越古越好，那就好比画鬼，谁见过鬼长什么样子？商朝为何分成「早商」「晚商」？两阶段有何不同？
谢邀，这是一个好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商代政权的演变和性质。我争取用尽量小的篇幅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如你所见，“早商”和“晚商”这样的概念诞生于现代考古学中，是描述历史上商所存在的这个历史时代的年轻概念。在考古学上，“早商”和“晚商”分别对应"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也就是考古学上辨认出的商代政权中心在郑州二里岗商城的时期被称为早商，政权中心在安阳殷墟的时期被称为晚商。
二里岗、殷墟位置示意图其中早商（二里岗文化）又被细分为二里岗上层（共分2期）、二里岗下层（共分2期），晚商（殷墟文化）被细分为一~四期，另外，在早晚商之间还夹了一个中商时代，一般认为即“小双桥文化”。
早晚商作为考古分期，主要是从覆盖地域和考古学面貌进行描述，在经历了商代中期的动荡之后，晚商和早商有联系也有区别。
当然，在历史上，历代史家也将迁都于殷的商王朝称为“殷”，也可以为这种分期方式的科学性提供佐证。
那么，早商和晚商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最大的区别在于早商和晚商文化在地理上的不同。
早商时期
我们先来看早商，目前公认的说法是约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商族人完成了对夏族（二里头文化）霸权的替代：
代表先商的下七垣文化在成汤的带领下，由邯郸-安阳一带南下，在山东杞县和代表东夷的岳石文化合流，组成的联军折向西占领了黄河以南的二里头文化重镇——今天的河南郑州，并在此地和二里头文化对峙一段时间，此后，下七垣文化突破了二里头文化防线，平毁了二里头据点——荥阳大师姑古城，并进军至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伊洛盆地，二里头政权称臣，商人获得了区域霸权。
商代夏示意图在先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的霸权后，商人在郑州二里岗兴建大型都邑，可能就是史料记载中的“亳”，同时在二里头不远处兴建了另一座都邑级城市——即偃师尸乡沟商城，以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基底，融入了少量东夷因素的二里岗文化在很短时间里形成了，并迅速兴盛。
在早商初期（二里岗文化下层），商人首先占领了此前二里头族群建立起来的若干据点，如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夏县东下冯等，并建立起新的古城如山西垣曲的垣曲商城、焦作的府城商城等，最值得注意的是，极具开拓精神的商人南下至长江中游，建立了盘龙城古城，将触角伸向了南方。
至早商晚期（二里岗文化上层），商文化的覆盖面已经西至关中平原中部，东至泰沂山系西麓，北至石家庄、保定，南达武汉的广大土地。
二里岗文化影响范围与此前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诸多文化不同的是，二里岗文化对新进入地区的影响强势而直接，在地图上标识的二里岗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遗物和二里岗文化核心区的郑洛地区都高度一致，地方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外来的商文化和本地的土著文化泾渭分明，说明早商的征服非常急促，这些来自中原的征服者和被政府的土著居民们并没有融合在一起，而是各行其是。
商人的强势扩张造成了远古大地的许多考古学文化的重构，例如长期占据陕北、内蒙地区的朱开沟可能就遭到了来自商人的攻击并败亡。
早商的华北地区在早商的诸多城邑中东下冯商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最能反映出商代扩张的目的性，东下冯遗址出土过若干圆形建筑基址，建筑基址内部土壤钠离子浓度异常高，显示这里是一个由山西地区（可能就是河东盐池）向中原地区转运食盐的中转站。
而盘龙城遗址则靠近中国已知最早的大规模开采铜矿遗址大冶铜绿山，盘龙城也发现了大量冶炼之后留下的矿渣，鉴于在这里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青铜铸造遗迹，考古学者通常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在长江中游设置转运青铜锭的据点——大冶的铜矿通过水路运送到盘龙城，并在盘龙城冶炼成锭北上送往中原的郑州。
在早商时节，掌握了盐矿和铜路的商王朝异常强大，中国后来影响深远的青铜文化也在早商进入了成熟阶段，大量装饰兽面纹的精美青铜礼器在这个时期被铸造出来。
二里岗文化杜岭大方鼎早商文化的强势扩张主要向西和向南，中原以北的华北地区是商人的老家，相对稳固，而东方地区的岳石文化在早商时期和商文化和谐相处，基本保持和平。
中商的九世之乱
中商时期，辉煌一时的二里岗文化突然中衰，先是商王朝中心由二里岗商城转移至今郑州市郊的小双桥，再在考古地层学中的“白家庄期”彻底崩溃。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在白家庄期，包括二里岗、偃师、府城、东下冯、垣曲、盘龙城在内的诸多商城在短时间内被废弃，郑洛地区由商文化的中心区域突然被冷落。
对于中商衰落的原因，传统史学认为这是由于商人贵族内讧争夺王位，造成“九世之乱”，导致强大的商王朝中衰。而考古学家则在中商的都邑小双桥遗址中发现了商人和东夷相互残杀的证据，这座由商王仲丁坐镇的都城很可能被东夷占领过，虽然商人夺回了都城，但是累累白骨还是告诉我们，强大的商王朝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晚商与经略东夷
在白家庄期之后，商王朝陷入动乱，在这样的混乱中，商文化退往先商曾经的龙兴之地——河南北部、河南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在这里，邢台曹演庄、安阳洹北的殷商遗址似乎还能看到一点早商的风光。
殷墟初期，可能即是史料中说到的“盘庚迁殷”之后，混乱的商王朝才稳定下来，在这个阶段，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已经从曾经的黄河南岸的中原地区，转向了黄河北岸，其势力范围严重缩水。
在武丁时期，商王武丁主要的对手是来自西北方，可能是山西地区的工口方、鬼方等方国，而在武丁之后，商王朝和西北方国之间可能已经形成战略均势，商王朝也承人了这些方国对曾经早商领土关中和太行山地区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除了在南阳盆地仍有少数小规模的居据点之外，商王朝在南方的统治不再有重建的可能，这不仅仅是因为盘龙城在废弃，更是因为南方几个地方文化已经对早商在南方的遗产进行了整合——位于江西吉安地区的吴城文化和可能位于湖南长沙附近的古文化都已经创造除了不弱于殷商的青铜文明。
江西吉安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如上所说，晚商时期，殷商王朝基本丧失了对江汉地区铜矿和对山西太行地区的盐矿的控制，在这样的窘境中，成汤的子孙们开始为日暮王朝寻找出路。
在武丁与西北方国媾和之后，商人开始可以专注于对付曾经的盟友东夷，东夷们占据的山东渤海沿岸地区卤水丰富，还有大量可以作为煮盐燃料的灌木和苇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制盐业就开始兴盛。在晚商武丁之后直到帝辛时期，商王朝不断在东方用兵，晚商文化在山东中部、河北东北部、甚至江苏北部沿海出现。
在对东方进行经略之后，商文化开始在这些东夷地区扎根，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对于东方地区的经略与早商时期对西部、南部国土的经略并不一样，商文化到达这些新的东部国土之后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单纯驻军屯戍，而是在本地迅速形成了和土著居民融为一体的地方邦国，这些邦国既带有浓烈的晚商风格，也保有本地因素，例如苏埠屯类型形成就采取这种模式，这可能是晚商采取的新的统治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西周的分封制。
苏埠屯亚丑青铜钺在对东方的经略屡屡奏效的情况下，晚商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二里岗时期的繁荣，创造出了包括大量带字甲骨、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精美青铜器在内的殷墟文化。而长期对东夷的战争也使得殷商文化出现了大量的人祭、人殉现象，整个文化面貌与二里岗相比更加封闭和肃杀。
总的来说，早商和晚商是由二里岗和殷墟两个遗址的繁荣期划定的，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和丧失。
商朝的历史是否是周公篡改了的？
谢@司马懿@长歌扬邀，所谓商朝历史被周公篡改了，是个标准的民间故事；所谓周公制了完善的周礼，也是个标准的寓言故事；所谓落后迷信血腥的商朝，被先进理性文明的周朝取代了，更是个标准的童话故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明白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是结论：三代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变革也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突飞猛进，商周的文化面貌才有了根本差异，但是当时人把这种差异追溯到周初了，所以周公才被打造成圣人，纣王才被黑化成万恶之首。
1、西周对商朝制度、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仍然是继承。孔子就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汉书》也认为“周因于殷，尚文”。近现代一些学者也得出相同结论，如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的异同》等均从考古学、古文字等角度出发，认为商周文化虽有小异实则大同。现在流行也把夏商西周统称“早期中国”，秦汉以后称为“成熟国家”，春秋战国则视为向成熟国家的过渡期。
2、关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早在清初就有学者认识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日知录》论述了春秋战国间制度和风俗的变化。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等方面论证了春秋战国的剧变，郭沫若提出的“战国封建论”亦成为主流认识。可以参阅本人另一个回答春秋和战国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简单说，春秋以前社会主体是氏族，战国以后是家庭和个人。
3、孔子以周公为偶像，孟子“法先王”的观念，才会夸大殷周两种制度的异处。实际上，不但先周文化本身深受商文化影响，西周初期、周公一个人也没有能力作出根本性改变。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反映较少，而在考古层面却反映较多，这就是所谓“西周中期礼制改革”，包括丧葬等级制度、册命制度、青铜器形制及组织等等。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就把青铜器形制从商朝后期到西周穆王称为“勃古期”、西周共王到春秋中叶称为“开放期”。
4、比较受关注的一点是，周人对商人的神权政治否认，走向敬天、敬祖、保民的“德治”。但同样必须认识到，这种趋势在商朝就有端倪了。比如商代最受诟病的人祭风俗，根据姚孝遂先生对有关甲骨的统计，殷墟早期（武丁时期）用人牲计数者有5418人、不计数有247次；中期（祖庚到文丁）用人牲计数者有1950人、不计数有189次；晚期（帝乙到帝辛）用人牲计数者有75人、不计数有29次。反映了明显减少的趋势，但西周也没有彻底根除。
5、西周最明显的变革，应该还是分封制。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社会变化：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林立，互相没有统属关系；进入夏（如果夏朝存在）商后，开始有了一个“诸侯之长”，但是方国往往仍然是一个血缘氏族；到了西周初年，正式有了“诸侯之君”，通过分封制使新建诸侯国内各氏族聚居，比如鲁国内有殷族和周族，这就为各民族融合奠定基础，也提出了华夏的概念；到了春秋兼并战争，进一步促进华夏族的产生；而到了战国，才真正实现了华夏族的形成。
（以上主要摘抄于自己一个旧回答，以下再针对本题补充三点新的：）
6、纣王是怎么被黑化的？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讲述得较为详细。个别细节可以根据出土文献修正，大体还是没问题的。周初纣王的罪名，记载于《牧誓》檄文，其中大概只有六点：酗酒、不用贵戚、登用小人、听信妇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对纣王的黑化，早在春秋末年的子贡早就指出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就是胡适所谓“箭跺式人物”，前朝的亡国之君，成了寓言的典型案例。
7、我们仔细看《牧誓》的罪名，不但没有所谓的暴虐，而且其中有几条，比如不用贵戚、登用小人、不留心祭祀几点，不仅不是商朝妖魔化的表现，反而体现的是商纣加强王权、排除族权和神权的成绩！《大雅·荡》也说“殷不用旧”，这首诗被认为是讥刺周厉王所作，周厉王也是因为专制才引发的国人暴动。那么商纣和周厉王的做法，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周厉王骂名也不断，不过毕竟是当朝天子，不像桀纣被黑化得这么惨罢了。
8、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王权和族权的斗争。一方面，商纣的改革是在排除氏族血缘因素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变革和族权政治是存在着根本矛盾。而对于早期国家初建、氏族政治浓厚的周国，这自然会成为武王伐纣的口实，并得到其他利益受损部族支持，矛盾的结果就是纣王众叛亲离，大邦商被小邦周灭亡，王权输给了族权。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是落后战胜先进的，但是周王朝一旦坐稳了天下，必然还是重复商朝的轨迹，最终从国人暴动走向平王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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